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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象徵秩序」以外,我们没有提及的是……(或,评Adventures of the Symbolic)

时间:2020-06-11  阅读:990  点赞次数:536  

对于那些对理论不感兴趣而且其实也不需要理论的观众而言,读到一些专业的评论时少不免抓抓脑袋:「象徵秩序」到底是甚幺来头?这些理论又有甚幺大不了?对理论比较有认识的人则会认出,这个来自法国精神分析理论家雅克.拉冈(Jacques Lacan)的概念,经过如拉格劳(Ernest Laclau)、齐泽克(Slavoj Zizek)等当代左派学术明星发扬光大,已成为许多人分析性别、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标準理论工具。但有了这重认知,我们还不免要问:由七八十年代以德希达(Jacques Derrida)解构、福柯(Michel Foucault)论述历史分析为主的「后现代」文化研究,到现时深受拉冈那种艰涩、形式化(甚至数理化)影响的后马克思主义左派政治理论,两者之间的转向理由何在?问题的核心在于,学术理论所关注的对象,已经由(大体上属于)自由甚至放任自由主义的政治认知、关注浮游在(公民)社会里形形式式的权力关係,转移到「民主」这个政治体系本身。

诚然拉冈的讲座在六七十年代的法国知识份子圈子中极受追棒,但他本人几乎是一切巴黎左倾知识份子形象的相反(又或者是「镜像」):Elisabeth Roudinesco为他写的传记中,把拉冈描写成一个热爱跑车、向病人开天杀价的分析师,他创立的精神分析学院也承继了佛洛依德的传统,极力维护当中去政治化的文化。拉冈的命运几乎和黑格尔(G. W. F. Hegel)一样:恰好是在世时的政治取态模糊,加上理论结构恢宏、有无所不包的野心,反而掩盖了本人政治取态里一些保守的元素,容许他们的理论遗产为左翼所挪用。[1]从此观点看来,「象徵秩序」不过是重蹈「辩证法」这个理论概念的覆辙。

Warren Breckman的Adventures of the Symbolic: Post-Marxism and Radical Democracy [2]正是以知识史的角度,梳理了「象徵性/象徵秩序(the symbolic)」这个概念的前世今生,向读者证明象徵界不止是二十世纪中叶法国结构主义的产物──那些以「语言学转向」一词匆匆概括过去的思潮发展──相反,「象徵」(symbol)这个概念本身就把我们带回德国浪漫主义的思想:象徵和符号不同之处,正在于象徵指涉的是神秘主义的、不能以感官掌握的形而上真理和意念,而这点正体现在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所言的「象徵正是艺术和宗教的内在连縏(the inner bond between art and religion)」(27)。当黑格尔将艺术和宗教视为绝对精神的发展之路上的其中一个要超越的阶段时,他便预示了左翼黑格尔学派(以费尔巴哈为代表)对宗教的批判:在宗教的「象徵意识」里,人仍然是异化的,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创造性。到了马克思,象徵活动(包括艺术、语言、文化)更进一步的被劳动力和背后的经济结构所统摄,贬为一种形同迷信的「拜物」。

但这本书贡献最大、对现今读者来说最有意义的地方,也许是Breckman展示出「象徵」从来没有从此离开现代思想──反而,现代人类越是以为自己已经离开象徵的世界时,象徵的力量更是在生活中最受忽略的地方里体现出来。这种观点对要面对六八风暴的失败的左翼法国知识份子来说,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结构主义宣称人只能被符号或「能指」所创造,它早就预言了革命的不可能;后六八思想因此把解放的可能性悬放到一个不可能达到的高点,要待到现今所有言说、象徵甚至存有的秩序都一併瓦解,革命才有可能。这点正是后六八的「后结构主义」中不同思潮的共同之处,由女性主义(Luce Irigaray)、反精神病学运动(Gilles Deleuze和Félix Guattari)、文本理论(Julia Kristeva、Philippe Sollers)和法国毛主义(Judith Miller)等均如是(130-131)。也是从这个时代背景出发,我们才能理解拉冈当时以至现在的吸引力。

「毁坏象徵秩序」以外,我们没有提及的是……(或,评Adventures of the Symbolic)

当然在这方面早有专着论及[3],而这点也不是Warren Breckman的重点。他的起点是Cornelius Castoriadis。身为法国里最早对苏联的国家共产主义失望的知识份子,他也最先察觉到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里命定论的元素,忽略人类作为具有想像力、能够自我改变的动物,必然是创造社会的主体这一点。在他的社会理论里,心理和社会历史两个维度都是「想像界」(l’imaginaire)的产物,它们互相影响但并不等同:社会意义来自群体想像覆写原来属于个体的想像,而这个过程中假定了一个真我与社会、潜意识等力量製造出来的假我抗衡。(在这里,Breckman似乎认为以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摩斯(Marcel Mauss)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也许为「象徵秩序」这个概念提供了另外一个灵感来源:后人常说的社会「大他者」这个去个人化、以象徵显现的「社会总体」,往往都隐含了摩斯以象徵界别思考社会实体的思想影子。)同样,是想像「由无到有」的力量驱使Castoriadis和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到宣称「(大写)人已死」的后结构主义等等法国思想流派保持距离,力排众议的去思考人自主的可能性。在探讨Castoriadis的一章中,拉冈大体上被塑造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和李维史陀并驾齐驱的成为Castoriadis批判的对象:拉冈的想像界(由镜像阶段为肇始)是异化和误认的领域,也是欲望背后本体性的空乏的基础;而Castoriadis强调心灵空间自我创造形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本身便必然是处于无地之中的。

Breckman很快便指出Castoriadis批判的拉冈,不是后来启发左翼思想的拉冈(138)。Breckman的敍事随即转向Claude Lefort,这位原来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学生后来转攻政治哲学,「政治性」(le politique,相对于有界定边界的「政治」la politique)一词的用法也是由他开始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在深深被所谓「法国理论」迷倒的学术圈子里,Claude Lefort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Lefort首先提出现代民主政体的创新之处,不在于实在的制度例如选举或代议政制等,而是它把「权力」的位置腾空──因为「人民」本身便是不能定义的,任何佔据这个位置的人和实体,都只能偶然的拥有权力,而真正的民主正正就是把这个位置保持开放(至于极权则是宣称这个位置可以被填满)。Lefort从拉冈学到的是,构成人类「主体」本身的身份的,就是它的分裂──它的身份是无法圆满实现的。Lefort将拉冈的分裂主体放到人类社会的层次,而现代社会正是反省地了解到自身的分裂,意识到社会的一体性已无法通过前现代本来存在的象徵(国王的神圣身体)体现出来,即为「权力/社会在象徵层面的去实体化(symbolic disincorporation of power/the social)」。这点我们将会在拉格劳(霸权的偶然性)和齐泽克(「大他者以外没有大他者」)的理论里再次见到;也正因这点,Lefort摆脱了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神学(「现代政治概念不过是世俗化的宗教概念」),打开了真正现代世俗政治理论的空间。

Breckman触角相当敏锐,察觉到在(当时还寂寂无名的)齐泽克与刚出版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的拉格劳和抹芙(Chantal Mouffe)之间最初期的交流里,虽然大致上是互相欣赏的,但在那时双方对拉冈在「后结构主义」里的位置抱着不同的观点,单凭这点已为二零零六年他们在Critical Inquiry期刊里爆发的公开笔战,埋下远因。打从最初,齐泽克已经视拉冈为法国后结构主义里的一个异数,在芸芸解离、延宕和分散的后主体概念以外肯定「主体」的存在(即使主体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并且在读到拉格劳和抹芙的书中所说「社会场域是社会矛盾的角力场」之类的观点时,非常受鼓舞的从中推敲出拉冈理论中「象徵秩序」和「真实界」之间的不可能性。然而拉格劳其实只视拉冈为后结构主义思想的其中一名要员,并且对齐泽克和他代表的斯洛文尼亚精神分析圈子里对黑格尔的推崇备至颇有顾忌(208-209)。诚然,拉格劳虽然自视为将Lefort的「权力空位」理论深化的思想家,将注意力由民主「体系」移到建构民主「主体」身上,但在社会矛盾下,斗争者的角色仍然是「重新打开/形构民主权力的虚空」(238)。而齐泽克则坚持,「真正的革命」是勇于拥抱(不可能的)真实界:空虚的权位不单止事实上不断被偶然的权力所填补(以至总能给左翼口实去抱怨「这不民主」),齐泽克宣称超越(后现代左派的)自由民主政制的民主理论,正是要主动填满这个权力虚位。而有这种能力的人由希腊悲剧的安蒂冈妮(Antigone)到雅各宾党人,最后到「默西亚一样的」列宁才得以圆满。齐泽克投诉的是,左翼份子打从心里不愿意从外部攻克国家机构(the State)。拉冈理论里的「小客体a(petit objet a)」、佛洛依德的「它物(Das Ding)」等概念,落在齐泽克手里,就被用来解释系统里一些偶然、个别的元素如何昇华至代表总体、普遍的地位(224)。

和以前一些批评齐泽克「鼓吹暴力」、「拥抱极权」的声音不一样[4](儘管我们必须承认齐泽克打破了左翼思想在七十年代反极权主义思潮后建立的一重思想屏藩),Breckman非常尽力的重构了齐泽克的思想路向,指出了他由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开始投身在共产阵营陷落之后的后马克思主义论述,从反极权主义思想出发到最后毫无保留地拥保革命狂热的改变,这些改变有些是有意思的,但Breckman也看出有些的确只是前言不对后语(例如,齐泽克到底有多真心相信有甚幺元素可以真正填补象徵秩序固有的空乏?拉冈理论不是早就指出欲望的空乏是没有东西可以圆满的吗?)。到最后,Breckman叙述的「激进民主理论」故事,到了齐泽克身上好像发展成一个自相矛盾的悖论:如果我们都同意自由主义民主不是民主的最终形态,那幺当齐泽克和其他激进政治理论家尝试超越(资本主义式的)自由民主政体时,却往往直认不讳他已经连「民主」都一併捨弃(240)。Breckman的结论落得相当精警:马克思最初的资本主义批判,是以「为象徵祛魅」主导的,差不多两个世纪,「象徵」这个概念被后人反转再反转后,当我们看到齐泽克在Revolution at the Gates中宣扬「我们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世俗化宗教一样拥抱」时,好像有些甚幺丢失了似的(249)。

Adventures of the Symbolic一书中尚有许多本评没有论及但读起来令人相当振奋的历史爬梳:马克思之前的十九世纪时在法国昙花一现的「浪漫社会主义」如何预演了后马克思主义里「象徵」和「真实」的辩证;梅洛庞蒂和让.布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阿伦.巴丢(Alain Badiou)、还有齐泽克与佔领华尔街事件。在Breckman笔下的这段历史里,读者也看到西方左翼思想百川汇流的图景:如果从我们最熟悉的那些支流上溯,便会发现来源正是我们很少听说过的。对于饱读「法国理论」但对法国知识份子文化认识仍有待进步的香港学术圈子来说,此书是不可多得的二手文献,作者理论掌握仔细透彻之余,亦不拘泥于无谓的理论阵营分歧,能够在磨刀霍霍的理论大师背后,点出他们和他们所反对的之间的神似之处。对于在理论和实践之间苦苦纠缠的行动者而言,这本书也可以有警世作用:在永无终极根基可言的现代政治世界里,不管百家理论如何宣诰「自主」之死,自由仍然是可能的,而「民主不是解决的办法,它本身便是问题。[……]民主派承认我们需要体制,同时觉察到民主的生机也超越、挑战既定的形式[……]激进的民主派知识份子相信理论是有价值的,但也明白政治行动从不跟随预设的指引。」(286-287)

注释:

[1] 已有人依照「黑格尔左翼」的说法形容一些当代知识份子为「拉冈左翼」,例如Yannis Stavrakakis的The Lacanian Left一书。

[2] Breckman, Warren. Adventures of the Symbolic: Post-Marxism and Radical Democra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

[3] 参见Bourg, Julian. From Revolution to Ethics: May 1968 and Contemporary French Thought. Montreal & Kingston: MQUP. 2007. 专论法国毛主义的亦有Wolin, Richard. The Wind from the East: French Intellectual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Legacy of the 1960s.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4] 其中一例可见Gray, John. “The Violent Visions of Slavoj Žižek”.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12, 2012 Issue.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012/07/12/violent-visions-slavoj-ziz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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